1,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將給香港帶來哪些紅利
1.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引領香港企業到內地發展,特別是深圳前海,稅都交給深圳,深圳是最大得益者。
2.招商引資才是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之一,如果真心想香港發展就應該從深圳安排企業到香港,稅交給香港,香港才有發展,深圳就在香港隔壁有沒有大灣區對深圳企業落地香港沒有根本影響,所以香港只有企業輸出沒有企業進口得不償失。
3.香港新型企業到內地發展土地成本減輕?個人覺得是短期利益,政府對企業優惠是有時效,而企業追求的是可持續發展,新型企業模式一旦被復制(正因為內地市場大容易復制,遍地開花,就不值錢了)就會走向沒落,除非可以做到龍頭企業,都則都是大浪淘沙。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牽動各方神經。日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團到訪佛山,了解佛山的智能制造,尋求兩地合作的空間,并明確提出,“香港+佛山”一起面向全球。“香港+佛山”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這不是首創,黃飛鴻、葉問、如意油、黃大仙祠等“香港名牌”,其實都是來自佛山。佛山與香港雖相距數百里,卻“同聲同氣”,情緣深種。
香港和佛山,一個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一個是廣東經濟重鎮、全國重要制造業基地,兩地根脈相連、文脈相通、交流合作源遠流長。比如,廣為人知的黃飛鴻醒獅、葉問詠春等都是從佛山傳到香港的,兩地之間“功夫情深”,留下不少佳話,后來香港電影產業迅速發展,將這些文化經典推向世界,為嶺南文化傳播作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地區的招商引資方向基本都是港資,香港企業到內地投資成為推動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佛山不少早期到香港發家的鄉親回鄉投資造福桑梓,為推動佛山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進一步密切兩地之間經貿合作。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兩地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開辟了廣闊的合作空間。
于香港而言,優勢在于服務業。近年來,香港的制造業生產等環節大部分已經北移到內地,但制造業價值鏈上游的設計品牌、中游的金融法律服務、后期的貿易投資銷售等方面仍然有明顯優勢,這些都是未來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優勢所在,也是未來和佛山合作發展的重點。
于佛山而言,優勢在于制造業。佛山作為一個經濟規模相當大、工業化水平相當高的制造業重鎮,目前正在打造面向全球的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推動制造業朝著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不斷提高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
由此可見,兩地產業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巨大,完全可以面向全球、相互配合、錯位發展。一方面,佛山制造業轉型可以加強與香港服務業有益互動;另一方面,香港成熟制度經驗可以為佛山構建優良營商環境提供借鑒。而且,兩地在對外合作方面也不乏優勢,佛山還可以發揮香港國際化和經濟結構兩大優勢,兩地聯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全球競爭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2,紀錄片《粵港澳大灣區》一共有幾集?
紀錄片《粵港澳大灣區》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共三集,每集50分鐘,將以國際視野與歷史眼光相結合,從粵港澳三地合作歷史及成果出發,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行時態,結合世界近百年來灣區經濟圈、城市群現象,探尋灣區引領時代發展的原因。
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的支持下,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開局之年,此時創作大型紀錄片《粵港澳大灣區》意義重大。該片將從粵港澳三地合作的歷史和成果出發,對標全球著名灣區發展現狀和不同的發展道路,闡述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第四個灣區的硬實力、軟環境,探索大灣區發展的方向、路徑和目標愿景,讓全世界觀眾以全新的角度重新了解和審視經過改革開放40年發展出來一個全新的粵港澳大灣區。
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如何?
2017年初,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寫入全國兩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粵港澳大灣區列入2018年重點工作。
時間的演進凸顯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戰略地位以及香港和澳門被寄予的厚望。
近日,多位專家接受新華網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項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推進為灣區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灣區內各城市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將成為港澳與內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示范區。
互聯互通 基礎設施建設聯通大灣區未來
2017年的最后一天,歷經14年籌備、建設的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全線亮燈、具備通車條件;2018年1月底,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運營備忘錄簽署,為廣深港高鐵與內地高鐵網互聯互通奠定良好基礎。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和內容。“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為實現新的發展打開壁壘,”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兼課程主任婁勝華說。
婁勝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共建世界級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為目標,旨在為國家打造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貨物和資本集散、市場拓展的空間載體和管理中樞。
幾項跨境工程的開通,不僅有助于區域建成功能完備、及時可靠、通關便利、流轉順暢、經濟高效、海陸空并進的門戶和樞紐,也改變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居民的時空概念,區內“一小時生活圈”的愿景將成為現實。
資源整合 為港澳一些內生矛盾找到解決途徑
多位專家受訪時表示,香港社會的一些內生矛盾,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找到解決方案。
香港土地面積的局限限制了發展所需空間及生活居住空間,由此產生的房價高、租金高的問題讓香港很多年輕人感到承擔不起。“國家希望能夠通過整個大灣區的整合,為香港創造更多產業空間腹地和生活空間腹地。”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也認為,進入“一小時生活圈”的港人就業置業不會僅僅局限于香港,他們會愿意更多地融入內地、搶占先機,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分析說,在粵港澳大灣區平臺中,通過城市的互聯互通,港澳地區的年輕人可以有更好的發展空間,老年人也可有更多的生活選擇。
優勢互補 粵港澳錯位發展推動區域轉型升級
交通層面的互聯互通,不僅有利于在物流運輸領域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競爭力,金融服務、旅游休閑、科技創新等多個行業也將受惠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工程。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國家新經濟發展的策源地。”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艷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價值鏈高端要素便捷流通的競爭方面有著先天優勢,將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平臺。
他說,當前全球制造業競爭進入新階段,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等成為新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信息技術、智慧城市等領域成為制造業高地。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領域有很好的發展潛力和創新源頭,將成為國家占領全球制造業和新經濟制高點的重要支撐區位和平臺。
在談到粵、港、澳三地如何勢互補、錯位發展時,多位專家為大灣區建設支招。婁勝華說,灣區內要實現三地分工合作,珠三角地區為港澳鞏固服務業優勢、發展多元化產業提供支撐,港澳特區則可在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等領域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
中銀香港有限公司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旨在打造三個世界級的產業群:世界級的科技創新產業平臺、世界級的金融重鎮和世界級的商貿中心。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可扮演好金融中心的角色,發揮好貿易物流帶動的作用,承擔起促進科技合作的責任。
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楊道匡則認為,澳門可通過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突破土地空間局限,積極推進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推進多元產業發展。
正如郭萬達所言,粵港澳大灣區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了具體的途徑和平臺,可以促進港澳地區發展大都市圈、拓展腹地空間,推進港澳產業升級,并為港澳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平臺。
打破藩籬 探索港澳與內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這種合作在國際上還沒有先例。”毛艷華說。多位專家在受訪時均表示,如何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合作效率,是推動合作進程中存在的挑戰。
“粵港澳區域是功能多樣化、空間差異化分工、內在相互支撐合作的整體性產業鏈地區。”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馬莉莉建議各方打破制度藩籬,構建溝通合作機制,積極尋找應對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陳欣新建言說,港澳須同在改革開放中率先發展起來的珠三角地區進行有機結合,順應國家進一步開放發展的需要。“要想做好有機結合,重點是要把港澳不同制度差異造成的交流合作成本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降到最低。”
他建議,港澳同胞到內地來發展,交往成本要減少,基于身份的限制要減少,“使他們不僅來得了內地,還要待得下去;不僅他們能來,他們的親屬也能來。”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顧敏康則從法律層面分析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該法治先行。他說,要加強粵港澳之間法律合作,力爭做到“法律從優”,選擇最好的法律安排,以利于保障權益和解決糾紛;要通過法治措施落實港澳居民在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時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一國兩制’下港澳跟內地合作機制創新示范區。”毛艷華說。他認為,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探索機制體制創新,發揮港澳優勢,深化港澳與內地的資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便捷互通,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實施高水平雙向開放的國家發展大局都有重要意義。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前景,他充滿信心:“‘一國兩制’方針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保障;《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其相關補充協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經貿制度保障;同時,粵港澳三地不僅同根同源,血脈相通、文化相同、語言相同,而且早有合作基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運用到實際就好。
4,談一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戰略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惠州、江門、中山、肇慶九市組成。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比肩的世界四大灣區之一。[1][2][3][4][5]2018粵港澳大灣區上市公司發展機遇論壇在深圳舉行。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論壇上發布的《粵港澳灣區企業大戰略》白皮書預測,按照近年發展趨勢,無論是經濟規模還是人口規模,到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都將成為全球第一灣區。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大目標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6]2019年3月1日,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院成立。
5,粵港澳大灣區將來會如何發展?
港澳代表委員譚志源代表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區位、政策和‘一國兩制’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經濟活力強,開放程度高,若能統籌協調,實現區內城市分工明確、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葉建明委員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囊括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科技創新重鎮深圳,又有其他城市產業集群的關聯性支持,以及廣州港、鹽田港等世界級港口,建成世界級灣區的基礎條件良好。長遠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必將建成集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產業集群于一體的世界一流灣區,發揮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
馬有禮委員說,中央主動部署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著眼于推動該區域迅速躋身世界最大灣區,而且要盡可能消除現存的壁壘和障礙,強化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生產要素的充分有效組合,從而對國家經濟全局產生帶動和輻射作用。
魏明德委員說,“一帶一路”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灣區提供了疊加優勢。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擁有僑鄉、英語、葡語三大文化紐帶,是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橋梁。
6,粵港澳大灣區可對標世界一流灣區嗎?
伴隨著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相繼形成并崛起,分別以金融、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為主要特點,三大灣區基本處于服務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的轉軌中。
當前珠三角制造業比較發達,整體處于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現創新型經濟特征。單純從經濟總量看,粵港澳大灣區與紐約灣區相當,但在引領全球經濟發展、主導全球資源配置、帶動全球產業升級等方面差距明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進入國家戰略,未來有望成為第四個國際一流灣區。
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交通基礎設施總體達到國內領先、世界先進水平,基本建成覆蓋全省、輻射泛珠、服務全國、連通世界的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國際綜合交通門戶地位基本確立,實現“12312”交通圈,即廣州與珠三角各市1小時通達,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各市陸路2小時左右通達、與周邊省會城市陸路3小時左右通達,廣東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
本文相關詞條概念解析:
內地
內地,地理名詞,即“內陸”,指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相對。中國大陸居民稱呼內陸各省的用法,與廣東、福建、江蘇等沿海省市相對。香港及澳門政府稱呼中國大陸的用法(坊間多稱“大陸”),與中國大陸居民所說的“內地”不太相同,請見中國內地。在臺灣,鮮少以“內地”指稱中國大陸,而是直接稱“大陸”、“中國”或“中國大陸”,僅有部分演藝圈藝人為避免中國市場受影響而使用。早期則多稱中國為唐山。因日治時期,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在其施政方針報告當中,首先以內地稱呼日本本土;而今日則是將內地視為日本殖民時代用詞。若對中國使用“內地”一詞,會被批評是矮化臺灣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會被視為親中人士。